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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经济之声《央广财经评论》报道，“中国式过马路”这个话题其实已经火了很长时间了，所谓“中国式过马路”，其内涵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，“不管红绿灯，不管斑马线，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”，形象、直观，却让人无奈。

现在有地方对“中国式过马路”动起“真格”了，从3月1号起，浙江省公安厅对“中国式过马路”实施“零容忍”管理，20天以来，浙江已处罚“中国式过马路”近万起，其中闯红灯八千二百多起，不走人行横道一千六百多起。

20来天处理近万起行人违章，从数量来看并不少，但据浙江警方说，由于警力有限，加之违法行为数量大，这些被处罚的行人多数都是违章过马路的带头人。言外之意很明白，违章的人太多，根本管不过来。

对于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现象，社会各界议论颇多，谴责者有之，理解者有之，庖丁解牛般分析者也有之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声音就是“治乱象，用重典”，也就是重罚每一个不守规矩的行人，而浙江也正是这样做的。

不过，在浙江的实践中我们也应该看到，“中国式过马路”只靠严管罚款是无法根治的，其他方面的措施也必须跟上。此外，在我们谴责中国式过马路的同时，是不是还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：现在越来越宽的马路，老百姓过起来容易吗？街头的红绿灯在为汽车通行设计时，考虑过走路老百姓的习惯吗？要解决“中国式过马路”，要做的事很多，但首先要让老百姓的马路过得方便、过得容易。

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、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，评论此话题。

朱学东：严管行人过马路并不过分，浙江并不过分，只不过是在依法执法行为。浙江的成果显著，但成果能否持久是另外一回事。

朱学东认为，浙江的这种行动是不可持续的。

朱学东：第一，警力有限。第二，中国社会是转型中的社会，城市中很多人口来自农村，交通管理设施不是为农村人设置的，主要是城市人的产物，大部分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和教育，很多人连红绿灯都没有见过，所以他们到城市来靠个人模仿学习，所以运动式解决方法是不可持续的。

目前的阶段，我觉得是杜绝不了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，因为城市交通设施主要是为强势的交通工具汽车来设计的，腿脚不灵便的一个红绿灯也过不去，不闯红绿灯怎么办？光靠罚是解决不了问题，虽然法律规定可以罚，但过去从来没有罚过，这是搞运动时处理一下，法律的威权得不到保护，大家就心照不宣该过就过，所以我们经常讲法不责众。

已处罚的近万起“中国式过马路”中，闯红灯八千二百多起，不走人行横道一千六百多起。也就是说，和信号灯有关的行人违章占到了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八成以上。朱学东认为，这也说明交通设施的规划和设置不合理，在客观上助长了“中国式过马路”。

治理“中国式过马路”应该先从哪儿入手呢？朱学东表示，首先应该是引导，而不是重罚。

朱学东：我觉得首先是引导而不是重罚。全国各地的城市都有交通协管员，他们的责任是负责疏导和引导，这一过程中要调整地面交通设施，让他们更好地为行人服务，如红绿灯设置上，是不是过马路时间稍微长一点，马路在建设时否考虑到人行横道、地下通道，考虑到行人的习惯，而不仅仅考虑汽车。另外，我们要加强宣传，目前对新城市居民的宣传基本上是没有的。只有这个前提之下才可以讲重罚。